迪斯尼电影中隐含的同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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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尼电影中隐含的同性文化

文化斗士认定: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冰雪奇缘》是一部女同电影。艾莎隐藏她的冰雪魔法可以理解为在比喻隐藏她的性别取向,那首奥斯卡获奖曲“随它去”就像一首出柜之歌,而且电影中的一个角色询问艾莎的魔法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被诅咒的?”,这引起人们思考同性恋是否是一种选择。一些自由主义者赞扬这部电影的潜台词;一些保守主义者则批评它。

然而,对这部电影的同性恋解读,最非凡的发现在于它们实际上很平凡。几十年来,迪士尼公司通过企业手段和电影内容来实施所谓的“同志议程”(gay agenda)——也就是说,帮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加包容的地方。

从最明显的地方说起:作为一个企业,迪士尼对同性恋者一直以来都持进步态度。自1991年起,迪士尼世界就已经举办了同志骄傲大游行,而且自1995年起,该公司便开始给同性恋职员提供医疗保险,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普遍。

该公司包容氛围最凄美的例子之一是作词家霍华德·阿什曼的事迹,他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并于1991年死于艾滋病。阿什曼不仅为《小美人鱼》、《美女与野兽》和《阿拉丁》这些影片作曲,还密切参与到电影的制作中,包括挑选演员以及与动画设计师开会讨论剧情。在《美女与野兽》的片尾,迪士尼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写下了这样的吊唁词:“致我们的朋友霍华德·阿什曼,是他赋予了小美人鱼动听的声音,赋予了野兽灵魂,我们会永远感谢他。”

但是,阿什曼的故事也例举说明了迪士尼电影的本质是如何反映同性恋者的挣扎。阿什曼制作《美女与野兽》时正在遭受其疾病最痛苦(也是最后)的阶段,而且作曲家艾伦·曼肯称这部电影是阿什曼的“个人事迹”。结果这部电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寓言:他回避社会,他的身体发生可怕的变形,他的生命像魔法玫瑰一样凋零,这头野兽是一副身患退化病的形象。贝儿的爱和最终被打破的诅咒是阿什曼没有得到的神奇治疗。

然而即使没有阿什曼的参与,同性恋的孩子也能等同于迪士尼影片的主角,他们通常是社会的弃儿,因为一些天生的欲求(一般通过一首“我想”之歌来表达,歌曲会把某个特定角色想要实现任何梦想具体化)而与社会隔绝。爱丽儿(《小美人鱼》)想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镇民们认为贝儿(《美女与野兽》)是“一个有趣的女孩...与我们其他人不一样”而宝嘉康蒂(《风中奇缘》)不希望像战鼓一样四平八稳。这给迪士尼影片的主角贴上了离奇、异常、古怪的标签。

迪斯尼电影中隐含的同性文化

即使是经典的迪士尼电影也拥有这些原型。丹波(《小飞象》)起初被同伴嘲笑,在幻觉中看见一只粉红的大象并学会飞行后,他“走了出来”,扇动他那巨大的耳朵。由于匹诺曹(《木偶奇遇记》)不知道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孩”,他便显示出异常的焦虑,并且认为通过吸烟、咒骂和淘气表现出来的男子气概会赢得他父亲的爱。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即迪士尼影片的主角往往拒绝传统的结婚对象。爱丽儿违背父愿,想嫁给一个人类;贝儿在全镇人的面前拒绝了佳斯顿的求婚;茉莉公主拒绝嫁给苏丹的追求者们;宝嘉康蒂拒绝嫁给一个部落的勇士;而花木兰拒绝传统的牵线搭桥。这样一来,即使迪斯尼电影传统的幸福结尾是异性婚姻,这个过程中总是包含了违背父母意愿和社会期望的做法,并且践行一种“爱谁就嫁给谁”的精神,而这正是同性恋权利特有的。

的确,许多迪斯尼的浪漫爱情故事是“不可能的愿望”,正如性别研究理论家希瑟·拉弗所说,这个比喻对同性恋者的经历十分重要。除非爱丽儿变成人类,不然就无法与埃里克在一起;除非野兽变成人类,不然就无法与贝儿在一起;除非阿拉丁变成王子,不然就无法与茉莉公主在一起;除非宝嘉康蒂离开她的人民,不然就无法与约翰·史密斯在一起。

朱迪思·巴特勒指出,性别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行为表现,这个事实体现在迪士尼经常通过反串和性别颠覆来描绘角色。该公司的动画设计师举例说,《小美人鱼》里乌苏拉(动画片中的海巫——译注)形象的灵感来自于“圣女”的扮演者(他在片中男扮女装——译注)。正如“圣女”的角色出现在《粉红色的火烈鸟》里是因为“社会认为他们是变态,所以他们以此身份放纵自己”,乌苏拉也被认为是变态,因为她在儿童动画电影里介绍性。她怂恿爱丽儿用身体引诱王子,而且她的魔法不仅给了这条美人鱼双腿,还有(据推测)性器官,当爱丽儿从海上出现时,她全身裸露而必须遮盖。

在另一个性别混合的例子中,《阿拉丁》里的精灵变换了许多角色,包括女性,甚至在电影的不同地方还穿着女性的服装和内衣。事实上,阿拉丁与茉莉公主的浪漫史没有他与精灵的友谊深厚,而且他让精灵获得自由的决定把电影推向了高潮。罗宾·威廉斯(精灵的配音演员——译注)的角色甚至承认同性恋的潜在倾向:“我有点越来越喜欢你小子了......这不是说我想掀开窗帘或任何东西。”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花木兰,这位主角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男性士兵。当士兵后来打扮成妓女以便潜入宫中,电影完成了以行为表现性别的主题,实现了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花木兰的“我想”之歌也像一首写给生错性别的孩子的主题曲——“我的影子何时才能表现内心真实的自己?”——而且有意思的是,影片暗示了她的那位男性将领在她女扮男装时爱上了她。

迪斯尼电影中隐含的同性文化

更微妙的是,迪士尼主角的成长方式往往会引发同性恋经历。在《酷儿》(The Queer Child)中,凯瑟琳·邦德·斯托克顿认为,酷儿性(queerness)不仅是关于同性恋,还关于孩子以非正常的方式成长为一个弃儿。首先,“畸形生长”——孩子的身体就表现出不同——迪士尼通过匹诺曹的鼻子、小飞象的耳朵和长发公主的头发描绘。其次,“延迟生长”,如《小飞侠》和《丛林之书》,彼得和毛格利分别想留在梦幻岛和丛林,这样他们就不会长大。同样,《美女与野兽》里被施了魔法的物品不能生长,直到咒语被打破他们才再次成为人类,还有卡西莫多(《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译注)和长发公主一生都被锁在高塔之中,排除在成人社会之外。第三,“以动物表现生长”,这是指宠物反映了他们同性恋主人的内心生活。当然,这在所有的迪士尼经典电影中长盛不衰,其中除了像《小鹿斑比》或《狮子王》这类明显用动物拟人的影片外,还有很多动物伙伴,它们在以人类为主角的电影中反映主人的情感。蟋蟀吉姆尼代表匹诺曹的良知;爱丽儿的宠物鱼反映她的喜怒哀乐;甚至反面角色也有代替他们的宠物,比如鹦鹉艾格模仿贾方的邪恶行为。

因此,迪士尼电影既传统又颠覆,在让全球多数异性恋观众观赏积极健康的公主故事时,还无形中吸引了酷儿儿童。你不用宣扬你的酷儿理论或者相信“它在变好”的运动进而了解这些为何重要。通过给弃儿和怪人提供传统的圆满结局,迪士尼电影让每个孩子都知道和别人不一样没什么大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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